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地名，都是一种“地方记忆”，蕴涵着这个地方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人们了解这个地方过去历史的一把钥匙。所以，人们都很重枧地名的命名和使用。在一般情况下，地名绝对不是胡起乱编的，大都有它的根据和缘由；已经叫出去的地名，人们也不会随意更改（除了个别无知和狂妄自大的人），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持地名的连续性，使这个地方的历史不被割断，使这个地名中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不被丢失，从而方便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有利于这个地方的建设和发展。
由于吴忠是个新建的城市，加上后来的当政者好大喜功，缺乏历史文化知识，所以对古旧和历史曾用名不加珍视，不断地随意另起新名，使得吴忠仿佛是一座在沙漠中新建的无根无柢、没有来路的城市，几乎割断了吴忠全部的历史记忆。幸好还有几个村庄的名称没有纳入他们改名的范围，侥幸被保留了下来，这便成了我们追忆吴忠历史文脉的宝贵线索。这些珍贵的古旧地名是：瓦渠、枣园(今名早元)、板桥、石佛寺、兴教寺、古城等。
《嘉靖宁夏新志》说：明洪武十七年(1385年)，灵州“以故城为河水崩陷，……于故城北七里筑城，编集原遗土民及他郡工役民夫之忘归者，为瓦渠、枣园、苜蓿、板桥四里，属宁夏卫经历司。”
这就是说：当时灵州故城被黄河水冲坍后，在离原灵州旧城以北七华里的地方筑了一座新城，把原来的一些土著居民及外地来这里打工而回不了家的人编集到一起，组成了瓦渠、枣园、苜蓿、板桥等四个村子，归属宁夏卫(银川)管辖。这四个地名，除“苜蓿”一名不存外，其余几个至今都在。
前文中所引“灵州故城”一名，后来便演变为古城墩、古城。石佛寺在今吴忠市东郊的东塔寺乡。《嘉靖宁夏新志》说：“石佛寺，古灵州城址”。兴教寺，在今吴忠市区西，《宁夏志》和《嘉靖宁夏新志》都说在故灵州“城西”。----这些地名的存在和相互联系，都证明了一个事实：明代以前的灵州城就在今天的吴忠。
“古城”这个地名，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明庆靖王朱栴亲自撰写的宁夏第一部志书《宁夏志》，成书于宣德年间（1426---1435年），当时灵州古城遗址尚在。朱栴这样写道：“（灵州）故城居大河南，今犹存其颓垣遗址，其西南角被河水冲激崩圮。”
所谓“大河南”就是黄河南。明代黄河正处于“不安流”期（史念海语），当时流经吴忠段的黄河从古城湾附近向东拐出，经东塔入山水沟进入灵武境，故言古灵州在“大河南”；所谓“颓垣遗址”就是老百姓俗称的“故（古）城墙”，后来便省略转化为“古城”。明代又在古城湾建一墩堠(烽火台)，亦名“古城墩”。但此一“古城墩”非昔日之灵州故城“颓垣遗址”。不过“古城墩”依傍于“古城”遗址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上世纪60年代，一些老年人还记得古时黄河旧道从上古城湾向东北而流，现在的左营北崖，就是古时黄河崖子，他们说：“古城湾有一座城，早已坍入河中。”这个民间记忆，正与专家的考证相吻合，又为2003年春天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古城湾，又分上古城湾和下古城湾，绵延十数里。上古城湾与早元相接，下古城湾又一直向北、向东延续到双墩子和东塔附近。其中，“双墩子”旧有街市、庙宇，亦称“新接堡”。“新接”，是指明代新接通的一段渠道(“御史渠”)，在此还曾设置一座驿站并置有两个墩堠，名“新接堡”和“新接墩”，与“古城墩”相邻。古代修建的墩堠，既是军事设施，又是民用交通通讯设施，有“五里—单堠，十里—双堠”之制，但在平原和人烟较稠密、尤其是黄河渡口等重要地段，墩堠、驿站的设置相对密集一些，而在偏僻和荒凉的丘陵山区，其设置距离则相对稀疏一些。上世纪70年代，人们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还在双墩子及隔河相望的杨滩挖出不少条石、古砖瓦及一些陶器。现在仍可在此处沟渠和农舍里看到这些遗留物。